大家好，我是兰台。

今天，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些刑满释放的台湾间谍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堪称人间的悲喜剧。

2007年，在香港，一个名为“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”的民间组织悄然成立。这个组织最特别的地方在于，成员们并非普通民众，而是一群曾经在改革开放后被台湾“军情局”招募，进入内地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。这些人都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并服刑完毕，经过长时间的监禁后才重新获得自由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多数成员持有香港身份证，因此他们服刑完毕后都返回了香港。

那么，为什么这些刑满释放的老间谍们会专门成立这样一个“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”呢？

原因其实很简单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背后的“金主”——台湾地区的“军情局”，已经不再关心这些曾为其效力的间谍了。经过十几年刑期后，这些间谍中的大部分都面临着家破人亡、穷困潦倒的境地，他们曾希望能依靠台湾“军情局”得到一些帮助，没想到却被完全抛弃。很多人年纪都已过五十，服刑期间与外界完全隔绝，他们希望通过联合起来寻求一些救助，甚至希望“军情局”能给他们一些善后待遇。

这些五六十岁的老间谍们，出狱后的生活可谓非常惨淡。

那么，这些老间谍值得同情吗？

从客观角度来看，完全不值得同情。他们当初在台湾“军情局”招募下，充当间谍，完全是为了追求丰厚的物质奖励；被依法判刑也不值得同情。大多数人出狱后生活贫困，加入“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”的那些老间谍，往往在家庭问题上也有不少责任，不能仅仅因为他们过得不好就给予同情。

台湾的“军情局”由原先台湾“国防部”情报局与“特种情报室”合并而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国民党时期“军统局”权力过大，蒋介石当年才决定将其分割成两部分。几十年后，它们又重新合并成了“军情局”。据我了解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台湾“军情局”通常会招募那些在生意上有困难的台商或者港商，尤其是那些有内地生活经验的港商，因为他们能更便捷地获取情报。一般来说，这些间谍会经过短短十天的训练，任务包括收集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科技等方面的信息，特别是军事情报。而台湾“军情局”对这些情报的回报非常丰厚，每一次任务完成后，奖励至少2000美元，这在80年代的香港、澳门甚至台湾，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
这些刑满释放的老间谍，很多当初选择为台湾“军情局”工作，正是因为看中了这丰厚的物质回报。而他们当初被招募的动机，显然与国家的利益和大义无关。因此，为什么我们要同情他们呢？

让我们通过姜建国的经历来看一看。姜建国出生在上海，他的父亲是旧上海的资本家，在1949年逃到台湾。姜建国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，曾是一名普通的医生。1981年，他成为父亲唯一的继承人，随即携妻女迁至香港，转行做生意，在著名企业家龚如心的公司担任中层职务，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。然而，1985年他的一批蚕丝被扣押在台湾地区，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损失，急于弥补，姜建国最终决定接受台湾“军情局”的招募，进行间谍活动。

本来只是为了挽回经济损失，但当姜建国得知，作为“中校处长”的他每月能领到950美元的薪水，而每次从“军情局”获得的信息奖励动辄几千美元时，他逐渐沉迷于这种“007”式的生活，甚至做出了离婚的决定，娶了比自己小22岁的美人秘书。1987年，他为台湾“军情局”提供了一份上海港口的图纸，并因此获得了4000美元的回报，这让他彻底放下了曾经对间谍职业的抵触。

然而，这种看似“风光”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在他为“军情局”工作期间，姜建国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安全部门的注意。当他准备前往大连刺探军事信息时，最终还是被捕了。姜建国被捕后，最初还坚称自己没有做间谍工作，甚至幻想台湾“军情局”会来营救他，或者凭借香港居民身份被驱逐出境。然而，最终他还是被依法判刑15年，直到2001年才因为表现良好提前释放，服刑13年零4个月。

当姜建国出狱时，他以为自己还能凭借香港的积蓄和资产过上体面的生活。然而，回到香港后，他却发现妻子在他入狱后不久就和他离婚，并且将他父亲遗留的价值1400万港币的豪宅卖掉，带着女儿远走他乡。从此，姜建国陷入了困境，开始依赖香港的社会福利，甚至捡废纸皮维持生计。他曾试图向台湾“军情局”寻求帮助，但对方仅给了他3000美元，其他的便不了了之。

目前，已经86岁的姜建国依然生活在香港最底层，靠着综援和捡垃圾为生。姜建国的经历非常典型，也足以让我们看清这些老间谍为何会落到如此田地。他们的遭遇，根本无法用同情来解释。姜建国的堕落，无非是他一味追逐个人利益，贪财好色，最终走向了灭顶之灾。

姜建国的悲剧，正是他贪图财富与权力所引发的恶果。如果他没有做出离婚的决定，可能出狱后仍然能有房子住。而他之所以沦落到捡垃圾度日，完全是因为他忽略了大义，盲目追逐物质和个人享乐的结果。对于姜建国的遭遇，兰台并不感到同情，反而认为这是他自作自受的必然结果。

大家怎么看姜建国靠捡垃圾为生的境遇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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